网络时代的核威胁
网络新时代的战略稳定与核安全
远望智库高级研究员 许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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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稳定性”概念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是高频热词，维护战略稳定的原则和标准在上世纪双方艰难的谈判中逐渐确定下来，但在冷战后美俄高层之间已经很久没有谈论过战略稳定性问题了。今天核大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及战略能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矛盾不断出现，世界充满着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有些专家甚至认为当今世界的战略稳定性已经接近于当年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接近人类拥有核武器历史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如今世界大国还是否有可能就战略稳定性问题进行谈判？全球安全体系到底发生了哪些新的重大变化？战略稳定性评估时须考虑哪些因素？关于这些问题俄罗斯科学院信息安全研究小组组长，军事科学院教授娜塔利亚．罗玛什金娜撰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文借鉴俄专家学者的思路就中国应对安全威胁之策提出建议。
21世纪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коммуникацион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ИКТ）的快速发展，这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经济、社会文化及军事政治等领域深刻变革的动因。可以说，我们今天生活在将工业生产能力与信息技术、物联网、信息服务等新能力结合在一起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国家的竞争能力与其信息通信技术（ИКТ）发展能力紧密相关，网络对公司运营和社会运转效率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工业革命，信息空间的激烈争夺成为常态。
新技术革命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崭新的机遇，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威胁，而这一威胁产生的机理和破解之道人类目前还未彻底研究清楚。2017年广为人知的“WannaCry”和“Petya”勒索病毒肆虐事件和近些年匿名黑客“DDOS攻击”事件就是代表性案例，在这些网络事件中有150多个国家的个人、商家和政府机构中招，大量计算机系统遭到破坏。如今有组织的黑客已经有能力实施系统的网络战，足以给一个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同时，许多国家不再将军事对抗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陆、海、空、天四维空间，而是扩展到信息、数字或计算机控制领域。因此，信息通信技术（ИКТ）应用于军事政治目的就成为一个日益尖锐的问题，信息系统的防护成为保障国家主权、提高国防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因而拥有了国家战略层面上的意义。
有分析认为，目前已有30多个国家拥有可挑起国家间军事冲突的网络武器。由于对信息威胁和攻击应对不当，受害方可能使用现实武器予以回击，因而可能会错误地引发战争。但目前世界各国间还缺乏一整套全面鉴定黑客攻击等网络违规行为的标准和方法，缺乏网络事件追查的权威准则。
当前已有大量信息通信技术（ИКТ）手段应用于军事领域，在军事战略层面体现为指挥系统对抗（борьба с системами управления），即利用战场信息环境摧毁敌方指挥机构；在军事战役层面为侦察对抗（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о），即利用信息系统实施进攻性和防御性网络侦察；在军事作战行动层面为电子对抗（электронное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о），即利用电磁能和定向能控制电磁频谱或攻击敌方，包括电子攻击、电子防护、电子对抗支援三部分；信息通信技术（ИКТ）手段包括建立战略通信线路，实施网络、太空和特种技术行动，进行信息支援、侦察和电磁频谱协同作战等等。
信息通信技术（ИКТ）在于军事领域的应用为全球信息安全带来了重大挑战。信息安全在今天已经作为全球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重视，信息通信技术（ИКТ）应用于军事政治目的会导致全球安全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其中最大的危险就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面临威胁。基础设施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若被摧毁或运行受阻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民众健康等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当前世界各国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呈现出以下共同特征：①“移动革命”浪潮覆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个人移动通信渗透其中；②生产流程及技术工艺转入数字化系统管理；③办公网及商业集团内网直接接入互联网；④自动化管理软件系统供应服务链已经延伸至境外。具体受到威胁的重要基础设施包括国家政府机关、金融信贷机构、卫星通信系统、交通运输系统、石油天然气企业、核设施及军事目标等。2010－2012年间伊朗核设施多次遭到网络攻击，原因就是使用了境外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和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
“稳定性”概念意味着避免剧烈变动。在军事政治领域一般认为，战略稳定性越高，爆发大规模战争，尤其是核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多年来“战略稳定性”概念被界定为核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降低任何一方发动首轮核攻击的欲望。但近几十年国际军事政治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必须重新审视“战略稳定性”概念中的核因素。
通过对世界未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时期以及国际关系发生扰动的特定时期的战略稳定性进行比较观察可以发现，世界大国对如何保障战略稳定性，应当保持怎样的军事政治关系，如何界定不稳定因素等一系列问题都缺乏共同认识，尤其对下列情形的看法存在重大分歧：①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②违反国际条约中限制和削减武器规定；③导弹防御武器及常规武器国际条约的缺失或动摇；④核不扩散机制受到破坏；⑤美国建立全球反导系统； ⑥弹道导弹及导弹相关技术的扩散；⑦高精度和高智能非核武器的战略性作用增强；⑧核材料、核技术及核专家黑市交易猖獗；⑨国际恐怖主义及犯罪组织利用新军事技术和核武器技术的危险增加；⑩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威胁增加。通过分析可以证明，上述所有不稳定因素都与信息通信技术（ИКТ）有关。由于信息通信技术（ИКТ）破坏性应用，民用信息技术军事化，以及信息技术及信息心理武器的易获得性、突然性和时效性等原因，上述不稳定因素正在加剧，世界变得更加不稳定。
现代冲突往往以信息战的形式出现，其中会动用新型的、破坏性的信息通信技术（ИКТ）手段，比如利用“Stuxnet”、“Duqu”、“Wiper”、“Flame”等病毒程序对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的基础设施发起网络攻击。典型例证就是黑客对伊朗布什尔民用核电站、那坦兹浓缩铀厂以及石油加工厂实施的大规模网络入侵。据估计，有超过30多个国家拥有足以挑起国家间军事冲突的网络武器。
信息战无论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都要在信息通信技术（ИКТ）环境下进行，由信息搜集、处理和传递的人员和组织负责实施。实施信息战的手段包括建立战略通信线路，组建跨部门协调小组，在网络和太空进行信息支援、侦察和特种技术行动等。多年来美国一直是这一领域的世界领导者。按照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约瑟夫．耐的说法：“主导信息革命的国家将比其他所有国家拥有更强大的力量”。美国将夺取信息优势战略理解为增强自身不间断搜集、处理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同时削弱敌人实施此类行动的能力。美国这一战略思想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丰富完善并在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和信息战实践中得以体现。
信息战主要针对敌方的军事组织和基础设施，最为关键的是核武器系统。信息战使常见的核安全问题更加复杂、尖锐和危险。目前关于核武器指挥控制系统遭受信息攻击的可能性和后果有多种观点，有人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有人坚信当前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正在急剧增加。国家军事战略必须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做好最坏的打算。因此，拥有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核领域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都应当高度关注那些影响核武器系统的因素。
1、利用信息通信技术（ИКТ）破坏或摧毁核武器的可能性增加，对世界核武器削减和核不扩散进程可能产生影响。一方面，这种可能性使得拥核国家可能借此加速核武器削减和销毁进程；另一方面，又可能促使其进行更大规模的核武器改造升级，建造更复杂、更强大的核防护系统，反而导致在质量上或数量上出现新一轮的核武器竞赛，最终会降低全球战略稳定性水平。
2、信息通信技术（ИКТ）的恶意应用使得意外发射导弹及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增加，尽管目前这种可能性很小，但威胁最为严重。意外发射问题从第一枚导弹制造时开始就出现了。新导弹设计制造、列装值班、投入训练和测试、参加演习和检验发射等每个环节都要重新审查意外发射问题。在各国战略导弹部队转入信息数字化传输管理模式后，减少意外发射的可能性问题将变得更为突出，因为这种可能性永远不会等于零。比如导弹袭击预警系统（СПРН）接收敌方发射携带核弹头弹道导弹的虚假信息；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所指挥系统、核武器电子监控系统遭到入侵等。网络攻击导致通信线路受阻或彻底中断，核武器控制系统受到干扰，可能降低决策者对指挥控制系统效能的信心，影响反击决心的下定，也可能降低冲突升级的门槛，使常规战争和核战争之间的过度期缩短。此外，利用信息通信技术（ИКТ）可制造假象，借他人旗号实施网络攻击和干扰破坏行动。
3、核武器在防范信息攻击时的角色不确定性增加。随着信息空间威胁的日益增长，未来核领域与信息领域的联系将变得更加紧密，核武器的作用将更为敏感。北约2014年通过了关于强化网络防护的条款，认定北大西洋公约第5章适用于信息空间。划定信息空间为北约的作战责任区就意味着必须成立相应的指挥机构，投入相应的人力和物力。这些举措加剧了信息领域和核领域的风险。由于网络攻击鉴定的复杂性，一些并不相关的国家可能被卷入其中而受到核打击。
信息安全问题自上世纪末就被提上各种国际会议的议事日程。200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А/58/457”号决议，成立联合国第一个国际安全信息化及远程通信事务政府专家小组（ГПЭ）。自成立之日起政府专家小组（ГПЭ）共召开了5次会议，发表了3次研究报告，但2017年最后一届专家小组（ГПЭ）的工作无果而终，由俄罗斯、上海合作组织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所提交的关于信息空间国家行为责任的方案未获联合国通过，各国就信息空间的国际权利规则问题未达成妥协。协议失败的原因在于各方对国际信息安全问题意见不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一方，俄罗斯、中国及其盟友伙伴国为另一方。意见分歧的症结在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占居信息优势地位并企图尽可能持久地保持这一优势。如今华盛顿仍然把赌注押在双边协议以及美国主导的地区组织框架内的合作上，但信息威胁的暴发式增长以及对信息安全脆弱性的觉醒，必将迫使其走向未来更为广泛的合作。
当前世界核安全领域以美俄竞争为主基调，中国并不是主角。但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信息领域与核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我国已经无法独善其身，袖手旁观。为避免事态向不利方向发展，我国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①加强现代条件下的战略稳定性基础理论研究和战略稳定性评估标准研究；
②发展和应用新信息技术，比如量子密码通信技术，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民用和军事机构；
③提高核领域相关人员的培训水平，增强软硬件军事基础设施的防护能力，防范各种信息技术手段的攻击，包括统一技术规范，备份数据，建立隔离层等；
④参与全球安全体系多边构架协商，提倡将信息和网络安全问题纳入核武器及战略稳定性谈判；
⑤在国际军事政治层面研究增强互信的具体措施，包括交换信息威胁数据、开展多边国际合作等，争取首先在俄、美、中之间达成信息空间军事行动安全协议；
⑥建立由俄、美、中三国专家组成的国际网络空间军事安全研究机构。这些措施应当成为未来世界大国信息及核领域更为广泛的双边和多边协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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